讀書筆記通常采用摘錄、概括、分析、感想等方式進行記錄。如何撰寫優秀的國富論的讀書筆記？這里分享一些國富論的讀書筆記寫作案例，供大家參考。
這天說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帶給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思考，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于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里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說第十一回里描述了君子國里一名隸卒買物的狀況: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
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
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飄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于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里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透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里，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那里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能夠到達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為“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是最適合于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換都是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為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明白，交換的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產生了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透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為，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軾先生搞笑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才能有均衡點，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國富論》全書共分為五篇，主要資料如下：
第一篇1﹑2章，講合作分工優點。斯密舉了個制針工廠的例子，把制針這個職業分成大約18種不同工序，每一道工序都由專門人才從事。因此，一個10人的小工廠每一天能制造48000枚針。如果他們獨立工作，不專門從事一種工序，他們誰都不會每一天制造20枚針，也許連一枚都明白不出來。所以，凡是能采用分工的工藝，一經采用分工便能相應地增加勞動生產力。（《國富論》第八頁）
第一篇5章，講的是的勞動價值論。斯密說，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因為金和銀像其它商品一樣，價值是變動的。任何金銀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數量，或所交換到的其它商品數量。取決于已知金銀礦藏的豐富程度或稀缺程度﹒﹒﹒﹒作為衡量尺度，自身價值不斷變化的商品，決不能成為其它商品價值的精確尺度。而同等數量的勞動，在所有時間和地點，能夠說和勞動者具有同等價值。按照勞動者的身體健康狀況和技能熟練程度，他必然總是犧牲相同份額的安逸﹑自由和幸福。無論他得到回報物品的數量如何，他所支付的價格必然是相同的。誠然，這種勞動所買到的物品的數量有時多些，有時少些；然而，變動的是這些物品的價值，而不是用來購買它們的老動價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費許多勞動的物品價格就昂貴，反之則低廉。因此，只有本身價值絕對不變的勞動，才是最終而真實的標準，一切商品的價值在任何時候和地方都能夠用勞動來衡量和比較。（《國富》26頁）
第二篇1章，講的是資產的性質。斯密認為一個人的資產足夠維持他生活幾個月或幾年，他自然期望用這筆資產中的大部分來獲得收入。保留適當的部分維持生活外，能夠將資產劃分為兩部分：他所期望用來創造收入的部分被稱為資本；另一部分被用來消費。
資本又有兩種：第一，資本可被用來生產﹑制造或購買產品，然后將產品銷售出去，取得利潤﹒﹒﹒﹒﹒﹒此種資本被稱為流動資本；第二，資本能夠被用來改良土地，購買生產用的機器或工具，也就是來購買不需要改變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能夠創造利潤的東西。這種資本被稱為固定資本。（《國富》205頁）
第二篇3章，主要是論資本的積累。斯密說，有一種勞動投入到勞動對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價值；另一種勞動卻不能。前者因為能夠生產價值，所以稱為生產性勞動。后者稱為非生產性勞動。但有些非生產性勞動者又十分必要，例如：軍隊﹑律師﹑醫生﹑牧師，等等。如果要缺少這些非生產性人士，社會將不穩定﹒﹒﹒﹒與窮國比較，富國雇傭生產性勞動的基金當然要大的多﹒﹒﹒（《國富》242-246頁）
斯密認為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而不是勤勞。誠然，沒有節儉以前務必先有勤勞，節儉所需的東西都是由勤勞得來。但只有勤勞，而沒有節儉，有所得而無所留，資本則不能增加。
第三篇1章，論財富的自然增長。也是體現了合作分工精神。斯密認為城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資料的再生產（實話實說，斯密這點可能有問題，但驢又不敢確定）。所以，鄉村向城市帶給生活資料和加工原料，城市向鄉村居民回到一部分加工產品作為回報﹒﹒﹒﹒兩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那里的勞動分工也和在其它場合一樣，對從事分工中不同行業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為鄉村的剩余產品帶給市場；鄉村用剩余產品交換自己需要的東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數越多，為鄉村居民帶給的市場也就越大；這種市場越大，對大多數人的好處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說，透過分工合作，然后交換，這樣雙方的財富都有所增加，這也就是他所謂的財富自然增長。
第三篇4章，斯密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論點，商業和制造業的發展逐漸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進而在鄉村居民中建立了個人自由和安全。因為，在一個沒有商業與制造業的國家里，大地主的剩余產物沒什么能夠交換，他就會將其全部用在款待賓客上。斯密說，如果這種剩余產物足以維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沒有其它的用途。因此會被許多人依附與圍繞，只能靠地主的恩惠來生活，就必然服從他，如同士兵服從支付響銀的君主一樣﹒﹒﹒﹒因此，導致貴族勢力的強大，上弱下強，國王無法約束大貴族的暴力行為﹒﹒﹒最終會導致一幅暴力﹑搶劫和混亂的畫面。
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強制力量絕對辦不到的事情（阻止貴族勢力與戰爭），卻由對外商業和制造業做到了。它們漸漸為大地主帶給了能夠用自己剩余產物來交換的東西，他們自己能夠消費這些東西，不必與其它人分享，一切都歸自己所有，這在世界的每個時代似乎都是人類主子們的卑鄙格言﹒﹒﹒﹒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于地主生活的人員就會脫離他們，地主的勢力也會被消弱，最終暴力﹑混亂也會停止。（《國富》297-299頁）
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這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說道，社會每一個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而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于使其產品的價值能到達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狀況下有一只“無形的手”引導著他去盡力到達一個他并不想要到達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狀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利益。（《國富》327頁
關于把資本用在哪里能夠生產出最有價值的產品這一問題，斯密認為，顯然一個身臨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決定；
斯密在貿易方面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商業上的壟斷與限制（包括退稅與出口獎金）.斯密認為，享有這種國內市場壟斷權的各種產業，往往受到極大鼓勵，并且使社會較大部分的勞動和資本轉到這些產業上來。但這樣做能否增進社會總產業，并引導其朝著最有利的方向發展，也許并不十分明顯。
由于壟斷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從而妨礙了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潤，取決于土地的現實產量和投入必須資本后可能產量之間的差額。如果這一差額帶給的利潤，大于等量資本從任何商業取得的利潤，土地改良就能從商業抽取資本。反之，商業從土地改良業抽取資本。無論什么原因提高了商業利潤，都會減少土地改良相對高的利潤。所以，壟斷阻礙了土地改良﹒﹒﹒﹒﹒﹒
《國富論》是蘇格蘭經濟學家，哲學家亞當斯密的一本專著。這本專著共為五卷。它從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換，論及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書中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程做了系統的描述，它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從《國富論》中文懂得了一個深刻的道理;自由主義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十分重大的。在我國的今日，脫離了計劃經濟也可是三十年，與英國將近三百年的自由經濟意識還無法相比，東部開放的海城市還好，西部地區則明顯的體現出落后，不但經濟落后，思想也落后，表現命令不到絕對不作為的慵懶心態，與沿海開放區的那種創新思想大相徑庭，這也是西部發展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所以思想不自由，不主動，就會落后。
有人認為中國是一個難以創新的國家，可是少年強，國則強，少年弱，國則弱。中國沒有因為別人的評論而放棄自我的夢想，從來沒有放棄過追夢。因為它深信，只要努力，就會成功，只要不放棄自我的信仰，就會成功。就算失敗了也要再爬起來，因為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夢。就好像每個人都能夠仰望星空，心光灑在每個人的臉上照亮更加豐沛的人生，也照亮更加燦爛的中國。
《國富論》一書講述的是分工、商品、勞動與資本利潤。學者總結了理論后得出的是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而作者亞當斯密是18世紀的經濟學家，為什么在18世紀就會有人得出適用三百多年的經濟學理論呢？我想，應當是因為作者是亞當斯密。
為什么亞當斯密就能在三百多年前就能寫出完美的理論呢？我查看了他的事跡，才發現，他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寫出這一理論是必然的，試問有那個經濟學家能在17世紀中如此了解世界經濟的資本情景？試問那個經濟學家又會時刻堅持著一份完美主義？試問哪個人會為了一本著作而嘔心瀝血？又試問哪個人會為了完美而把自我有缺陷的理論與手稿焚燒？這就是亞當斯密。一個經濟學界的傳奇。
他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本質出發，逐漸從不一樣的側面中論證了社會經濟的如何發展。在17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中，作者充分分析了蒸汽機出現的緣由。這不就是因為分工嗎？分工不但促進了科技發展，還促進了生產力，無論是職業中的熟練程度與時間的消耗、還是工作的效率，都與分工脫不了關系。所以，作者在第一章就寫上了論分工這三個字。
分工使社會更好地利用了人們的本事，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當人們從原始社會的物物交換中就能發現，自我在那個技能或制作占有優勢，從而逐漸構成了分工。如此一來，社會就會減少了勞動力的浪費與本事的缺失。經過分工而得到的更強生產力間也會互相競爭，這就構成了市場。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起源是什么？就是市場。在充分利用了分工的市場中，也會促進新生產力的誕生。可這并不是說明分工決定市場，只是分工促進了市場，市場反而控制著分工。為什么呢？亞當斯密認為在市場上如果分工受到制約，那么這個制約因素就是存在于市場的廣狹。如果市場狹窄，社會就會有過多的勞動力與技術資源。當這個量超出了市場的最大容納值時。勞動資源的浪費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需要浪費的。這樣，分工就受到了必須的制約。這就論證了為何古禮貌都屬于河流沿岸了，因為河運帶動了市場，有了必須的市場就會使分工的出現從而更充分利用勞動力與資源，促使著市場的發展。
而國富論中的第五章論商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或其勞動價格與貨幣價格中寫的是一個人享受的程度決定了一個人的富裕程度。如果一個億萬富翁，他只吃青菜豆腐，那么他就對市場消費沒有促進作用。那么就與窮人沒區別。人既然不懂享受，那么他的精神是低下的。一個人沒有本事滿足自我的基本需要，或不愿意滿足自我的需要。那么只是一個守財奴。這樣的人在亞當斯密心中并不富有。
并且亞當斯密還比馬克思的思想差不多，并且比馬克思思想早出現很多，他提出了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價值的尺度，就是說社會勞動率決定了商品的價值，所以怎樣在社會平均勞動率上特出個人勞動率就是市場中的競爭。并且價值又決定了價格。而不是勞動決定價格。你能夠花十年做一個木馬，可我能夠用十分鐘做一個比你更好的木馬。那么我就在個人勞動率上超過了你，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中，兩個木馬價格與價值都一樣。所以，真正決定價格的是價值。由此可知增強國民財富的兩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分工與市場競爭。
在社會平均勞動力中，能夠分成社會平均成本，社會平均效率，社會平均利潤等。而成本中的地租與工資受到價格波動較大的影響。所以一般價格是維持在自然價值之間、可又有些情景比較特殊。在18世紀，亞當斯密就發現了在壟斷企業與機密文件中往往價格會恒定在真正價值之上。這就構成了超額利潤。這種特殊情景一般存在于高于自然價值上，可是價格恒低于價值下，這鐘情景更少見。因為價值決定了價格，所以很少存在價格長期低于價值之下的情景。
亞當斯密根據分工與價值、價格的分許與論證中得出了如果想提高個人勞動率，那么就必須要提高工資，這樣能提高工作效率，使工人能更好地享受生活，為了市場的拓展做出努力。如果社會財富增加了，價格與利潤也隨之增加，這是一個促進與反促進的環形圈。
作為一個大學生，生活在發展中的中國上，一個急需發展市場的社會中。不管是
《國富論》，全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亞當·斯密是英國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創立者。該書初版于1776年，與美國的《獨立宣言》同年發表。
亞當·斯密被奉為“經濟學之父”。而《國富論》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時間里，先后贏得了無數榮譽：“西方經濟學的‘圣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10本書之一”等。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巴克勒在其名著《禮貌史》中，甚至認為“從最終效果來看，這也許是迄今最重要的書”，“這本書對人類幸福做出的貢獻，超過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貢獻的總和”。
更為眾多經濟學家所“迷惑”的是，亞當·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這本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們今日經濟活動和經濟研究的方方面面，并且它結構嚴謹，無懈可擊。
在《國富論》里，亞當·斯密在否定重農主義和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說明了分工和貿易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國家的職責和收入來源。全書分為5篇，作者在《導論及全書設計》中說，“本書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說明廣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樣構成的，并說明供應各時代各國民每年消費的資源，究竟有什么性質。第五篇即最終一篇所討論的，是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具體而言，第一篇討論的是勞動生產力改良的原因，以及產品在不一樣階層之間自然分配的順序。第二篇討論的是資產的分類、性質、儲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羅馬帝王衰落之后，歐洲農業發展所受的制約及其農村的衰落，和商業城市興起的實際，探討了財富增長的不一樣路徑。第四篇則在此基礎上，從當時最受推崇的重商主義開始，論述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后果。第五篇則討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方向和收入來源。
亞當·斯密在論述所有問題時，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這個前提總是被他或隱或顯的提及：在經濟生活中，每個人都追求自我的利益，經濟的出發點是利己心(這應當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的來源)。斯密在全書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觀點：
1.“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每一個行為的動機，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我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并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種自然現象。個人自私能夠有助于整個社會福利。
2.勞動率增長的關鍵在于分工協作。斯密在書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針業為例子，來說明分工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巨大改善。分工以及勞動的劃分促進了專業化作業。而對專業化作業的追求，導致了工廠制度的誕生。
3.勞動價值論。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頁)論述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值(應當就對應于馬克思經濟學觀的價值和價格)時，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作者開篇就說道，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于自我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于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占有某貨物，但不愿自我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所以，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斯密同時否定了舊重農主義所謂土地是價值的重要來源的論點。
4.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經濟學體系”中，討論了兩種經濟制度(重商制度和重農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我的主張：自由放任。作者極力論述了無論根據重商主義還是其他原則，對幾乎所有商品的進口實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認為，“為阻止進口或減少進口而設立的關稅，則顯然是既破壞貿易自由也有損于關稅收入的。”(第339頁)。他極力倡導自由貿易。他還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要像個人與個人之間那樣實行分工。他認為國家不應對商業(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加以任何限制，僅有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的充分發展和繁榮。
5.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于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在于協調社會中人與人的利益，并避免犧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來”(第309頁)。
6.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責。斯密主張限制國家干預經濟。國家的職責應當是維護國家安全、環境的和平安全、個人公平競爭，并避免各種壟斷。換言之，國家應充當的是守夜人的主角。
7.政府的開支。政府的開支體現著政府的職責，政府的開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維護國家尊嚴。在論述“建立和維持不能為個人帶來利潤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時，斯密還異常詳述了“為社會商業供給便利”和“促進人民教育”的開支。
8.國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來自賦稅。斯密否定了舊重商主義所謂國家應當儲存很多金幣的做法，也否定了國家靠經營專屬于自我的公共資本或土地以獲取收入的做法。他認為那樣“看似對人民個人無損，但其實是對全社會造成了損害。”他主張為社會全體利益研究，“不如拍賣王室領地，分配給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則由人民供給其他收入來替代。換言之，“人民必須從自我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繳給君主或國家，以彌補公共收入。”
9.賦稅四原則：1公平2穩定3征收便利4遵守經濟原則，避免妨礙人民經營和給人民增加更多負擔。
讀罷此書，我最深的感受，是亞當·斯密建立在很多的充分的事實基礎之上的嚴密論證，開創了經濟學科的理性思辨傳統。真不愧是經濟學科的“奠基”之作。國內經濟學家，哪怕是一些權威學者(諸如吳敬璉、張維迎、樊綱之流)，都應當好好的首先繼承這個傳統，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觀點。當然，國內也有一批斯密忠實的學生，仍然在世的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秦暉、人大農發學院院長溫鐵軍，天則經濟研究所創辦人矛于軾，以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劉吉等，他們腳踏實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