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我們黨80年的光輝歷史，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指導地位的確立，是一件意義重大而深遠的大事。接下來小編在這里給大家帶來毛澤東思想概論學習心得體會，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毛澤東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同時還是一位杰出的國際戰略家。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始終關注國際風云的變幻，以一個國際戰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國際戰略思想。這一思想對建立新中國、捍衛獨立主權、提高中國國際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它對于我們科學分析當今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制定21世紀的中國國際戰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筆者認為，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可以概括為“2731體系”，即由兩種理論、七項原則、三大靈魂、一個支點四大要件構成。
一、兩種理論
中間地帶理論和三個世界理論是支撐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這座大廈的兩塊磐石，是我們理解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先導。 (二)三個世界理論。毛澤東提出中間地帶理論是以二戰后形成的雅爾塔體系為前提的。經過一段和平發展后，這個體系已經發生質變。一方面，在美國的大力扶持下，西歐國家和日本的國力迅速提升，對美國在資本主義陣營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中蘇兩黨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識形態上的論爭導致兩國關系破裂，使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特別是，戰后廣大亞非拉民族國家紛紛誕生，并成為國際舞臺上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這些變化說明，國際政治力量已經發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組，需要對國際格局進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第一次明確完整地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毛澤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600-601頁)鄧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開的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上發言時，全面闡述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響。三個世界理論把蘇聯列入第一世界，這既是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深刻揭露，也是對蘇聯國際地位的重新確定。這一理論肯定了新興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地位，并堅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從而為中國找到了與國力和國家利益相符的戰略地位。尤其是，這一理論把日本、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劃入第二世界，指出它們同霸權主義國家既有聯系又有沖突，從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國家的本質特征，極大地增強了國際反霸力量。由此可見，毛澤東在建構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國際戰略時，已經放棄了以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為標準的舊模式，這不僅使中國逐步擺脫了一度在國際上比較孤立的困境，成為遏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為中國后來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對外開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項原則
(一)國家利益原則。眾所周知，在國際社會中活動的主體是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國家主權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國家主權的國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基本動因，成為國家對外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關系上，始終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準則，堅定不移地站在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與國家主權的原則立場上。在國家交往中，既尊重別國的主權，善于學習別國的長處，又堅定地維護國家的尊嚴，維護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決不允許別國干涉中國內政，決不拿國家利益作交易。“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毛澤東曾如是說。這從當年毛澤東果斷作出抗美援朝決策、拒絕赫魯曉夫在中國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實施“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可見一斑。在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斗爭中，毛澤東既堅定國家利益至上，又旗幟鮮明地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傾向。 (三)反霸原則。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關系中，始終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同各國友好合作、促進共同經濟繁榮作為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并把反霸視為重中之重，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同時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侵略擴張行為。毛澤東強調：“中國是大國，黨是大黨，也沒有理由看不起小國小黨。”(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97頁。)當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就是一次生動的反霸行動，三個世界理論更是體現了反霸的鮮明態度。之所以把美蘇看作第一世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蘇都企圖稱霸世界，都想把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納入它們的勢力范圍，并欺侮那些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只有反對霸權主義，才能實現國家主權平等，才能維護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權、生存權、發展權。因此，反對霸權主義就是維護人權和國權。 (五)反和平演變原則。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用來擾亂視聽，擾亂民心，動援敵對國國民信念，甚至制造動亂以直接摧毀敵對國家的意志，最終實現其顛覆敵國政權的目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干涉、軍事包國和政治孤立遭到失敗后，于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變戰略，把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圖通過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實現不戰而勝的目的。毛澤東最早覺察到這一變局，并號召全黨提高警惕。1959年，毛澤東在一次小型會議上指出，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容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43頁。)1964年6月，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我們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這話講的靈不靈?我不希望靈，但也可能。為此，毛澤東著手建構“防修工程”，把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作為防止和平演變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來抓。毛澤東認為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并提出“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61-1162頁。)實踐證明，毛澤東富于遠見的反和平演變戰略，對于我們維護民族獨立、捍衛社會主義成果，推進社會主義大業，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重大的歷史價值。
(六)一邊倒原則。毛澤東認為，在雅爾塔體系作用下，新中國要想求得生存和發展，“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3頁。)因為新中國成立后，帝國主義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極有可能對新生政權進行武裝干涉，如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所面臨的遭遇，這就決定了新中國有必要同社會主義國家結成聯盟，以便增強抗衡力量。實踐證明，這一國際戰略是完全正確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國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國獲得國際承認，有利于獲得必要的國際援助。當然，一邊倒是建立在獨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礎之上的，絕不意味著倒向蘇聯的懷抱，決不意味著關閉同西方國家的往來，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有依賴之心，而是把戰略上的配合同戰術上的批評有機結合起來。之后，毛澤東在1949年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這些原則標志著新中國的外交與舊中國屈辱外交的徹底決裂，并以新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 三、三大靈魂
(一)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根本經驗，是貫穿于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活的靈魂。毛澤東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53頁。)所以，毛澤東歷來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蹤世界風云，從中把握國際政治力量之間矛盾關系的演變，作出科學判斷，并適時調整中國國際戰略。上述一系列理論原則的提出，都鮮明體現了實事求是精神，是實事求是精神的理論結晶。新中國能在撲朔迷離的國際社會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與毛澤東長期堅持用實事求是來觀察、分析、處理國際事務息息相關。
(二)獨立自主。國際戰略中的獨立自主，是指一國在國際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國，始終把方針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敢于同企圖控制和干涉本國內政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行為進行堅決斗爭。這是堅持實事求是、從本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結論。毛澤東歷來認為，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和地理環境，各國人民應根據本國的基本國情和自身優勢，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一切事務，任何外國無權干涉。他特別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15頁。)在新政協籌備會上，毛澤東重申：“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65頁。)在出席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時，毛澤東專門就各黨的獨立自主問題與各國黨的領導人交換看法，認為國有大小，黨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處，各國黨的事由他們自己決定，并明確要求把這個意思寫進大會宣言。毛澤東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是我們這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什么都靠別人，靠不住。處處依賴別人，不但經濟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經贏得的政治獨立也有可能重新喪失。由于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使新中國在國際風云的驚濤駭浪中經受了嚴峻考驗。因此，鄧小平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頁。)
(三)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在國際斗爭中，毛澤東始終高瞻遠矚，不信邪，不怕壓，敢于斗爭，從不屈服于任何國際敵對勢力的威脅與蠱惑，從不拿原則作交易，敢于從戰略上藐視它們，保持一往無前的戰斗精神;在戰術上高度重視它們，善于同它們作斗爭，靈活運用各種策略，謹慎地處理各種外交問題，并在斗爭中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把謀萬世與謀一時、謀全局與謀一域有機結合起來。這是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精華所在。例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奉行的和平共處原則，生動體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在國家關系上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在國際事務中時時處處維護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尊嚴。而在某個事件上或特定場合中，為打破僵局，促使形勢朝著有利于人民事業的方向發展，能夠作出必要的讓步和妥協。在萬隆會議上討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時，有些國家的代表并不反對它，只是不喜歡用“共處”這個詞，由此使會議陷入僵局。有鑒于此，周恩來表示可以采用聯合國憲章中用過的“和平相處”來代替“和平共處”，從而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四、一個支點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革命和建設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異常險惡，所面對的國際敵人十分強大，因而必須樹立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堅定信心。毛澤東在建構其國際戰略思想時，最根本的立足點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95頁。)1958年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806-807頁。)毛澤東認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表面上很強大，實質上很虛弱。因為美國到處伸手，侵略別國，而它每占領一個地方，就像一根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國就像十個指頭按十個跳蚤，哪個指頭也動彈不得。所以，美國沒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說，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整個國際戰略都建立在這個支點上。它使我們一次次地渡過難關，是我們不斷戰勝強大敵人的精神動力源。偉大的科學家阿基米德曾說給他一個支點他就可以將地球撬起來，可惜他始終沒能找到它。而毛澤東在建構其國際戰略思想時，支點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這個支點，倘若離開或否定它，將無法理解毛澤東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國際戰略決策。
在上述體系中，“理論”是指導，“原則”是規矩，“靈魂”是統帥，“支點”是基礎，由此構成一個內容豐富、層次分明、邏輯嚴密的完整的科學體系。它是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的重要的源頭活水，并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國際戰略謀劃中得以延續
謂治國方略，就是治國的方法、計謀和策略。它包括理論，但主要是指實踐，是指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計謀策略，也可以說是領導方法、領導藝術中最高層次、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毛澤東、鄧小平都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是在不同歷史階段治理國家的主要代表。他們的治國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處。將他們的治國方略加以比較研究，總結出其中的經驗教訓，對于提高領導干部的政策與實踐水平，治理好我們的國家，是很有益處的。現試對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較。
毛澤東、鄧小平治國方略之相同點
毛澤東、鄧小平的治國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
第一，指導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毛澤東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不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鄧小平也一再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即使在蘇聯東歐巨變、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指出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仍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他們提出的治國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制定的。
第二，治國道路是相同的，都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毛澤東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倡導者。以他為主創立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晶。他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堅定地從中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道路的結果。鄧小平也一再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頁。)。他開創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完全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獨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結果。以他為主形成的鄧小平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晶，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他們都具有創新精神，從不墨守成規、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獨創性的貢獻。 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是相同的，國體都是人民民主專政，政體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其次，都重視民族工作，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視統一戰線，毛澤東認為統一戰線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鄧小平把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擴大為更加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其四，都重視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毛澤東提出各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鄧小平進一步把這個方針作為制度確定了下來;其五，都重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強調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毛澤東首創了這一理論，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貢獻。鄧小平不僅重視從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而且重視從經濟上分析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彌補了毛澤東著重從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不足。 第六，在軍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視武裝斗爭。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名言，認為武裝斗爭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鄧小平也非常重視武裝斗爭，領導了左右江武裝起義，長期從事武裝斗爭。其次，都重視人民軍隊的建設。毛澤東曾提出，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建國后又提出要建設一支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的人民軍隊;鄧小平同樣重視人民軍隊的建設，也一再強調必須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其三，都主張實行人民戰爭。毛澤東領導了廣泛的人民戰爭，鄧小平也在他領導的地區領導開展了人民戰爭。其四，都主張建設一個強大的國防。早在1949年9月，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國防，后來又強調發展現代化的國防科學技術;鄧小平也強調要建設強大的國防。在軍事戰略和指揮藝術上，可以說毛澤東達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嘆為觀止;鄧小平也表現出了高明的戰略眼光和指揮藝術。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視思想政治工作。毛澤東認為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鄧小平也一再強調在加強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培養“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視科學。在延安時，毛澤東就領導設立了自然科學研究院，建國以后對科學家也是尊重的;鄧小平更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興國。其三，都重視文化建設。毛澤東提出了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目標和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發展文化的方針;鄧小平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其四，都重視教育。毛澤東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鄧小平則提出了“三個面向”的方針。其五，都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提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頁。)，號召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并把知識分子作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到社會主義時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鄧小平對于知識分子更是高度重視，推倒了長期以來加在知識分子頭上的種種偏見，把知識分子明確地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他的領導下，知識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揮。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共處，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建國前夕，毛澤東就闡明了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場，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1954年6月，中印兩國倡議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相互關系的基本原則，并倡議以此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原則，毛澤東對此作出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方針。與此同時，他始終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三個世界”的理論。鄧小平也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共處，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這方面，他們都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尊嚴和民族自信心，以及與世界各國平等相處、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視黨的建設，認為治國的關鍵在于治黨。在治黨的方法上，都重視思想、組織、作風等方面的建設，特別是執政黨的建設，強調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腐敗現象，反對和平演變。毛澤東把黨的建設看作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三個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創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經驗，在一個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中，把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黨建設成了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對于執政黨的建設和反腐敗問題，他很早就給予重視。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為整風學習的材料，號召全黨吸取李自成進入北京后腐化、失敗的教訓，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建國前夕，他提出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作風，告誡全黨不要做李自成。建國以后，他一再強調要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堅決反對貪污腐化及其他腐敗現象。為此，他領導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等運動。后來，他針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策略，提出要反對和平演變，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對于黨的建設，鄧小平也是非常重視的，把堅持黨的領導看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關鍵，并根據新的形勢，提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措施，使黨經受住了新的歷史條件的考驗。 在其他方面，他們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處，例如兩人治國方略的正確方面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都是反對教條主義的結果;在治國的具體謀略與方法上，都重視調查研究，集中群眾的智慧，堅持群眾路線;主張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都表現出了高明的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等等。 毛澤東、鄧小平治國方略之不同點
毛澤東、鄧小平在治國方略的基本方面雖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確實存在很多不同之處，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處。這種不同，是鄧小平對毛澤東正確方略的繼承并加以發展，對毛澤東晚年錯誤方略的糾正而呈現出的特點
回顧我們黨80年的光輝歷史，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指導地位的確立，是一件意義重大而深遠的大事。
歷史上，由于我們黨正確地理解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在某些時候，由于對毛澤東思想離開了科學態度，就使我們的事業發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頭。列寧曾說，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但是，我們卻發生了把毛澤東思想當作某種神學的東西、把領袖當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現象，留下了極為深刻的教訓。發生這種現象，在思想理論上是怎樣失足的，有哪些觀點沒有把握好;制度和體制上，有哪些關節點沒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進行科學總結。鄧小平說：“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35頁。)在某種意義上說，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是更為寶貴的財富。但是，經驗要成為財富，必須要經過一個環節，這就是科學總結，要敢于實事求是地進行總結。成功的經驗如果不能科學地總結，還可能變成包袱而導致錯誤;錯誤的、失敗的經驗如果不能科學地總結，深刻地吸取教訓，則很容易重犯。這兩個方面的實例都不難找。我們要非常嚴肅地對待黨的歷史。本文僅就幾個方面的問題，回顧一些歷史情況，并略陳己見。
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形成
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是一個過程，人們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是一個過程，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形成和確立也是一個過程。
毛澤東思想于20年代后期開始形成，在30年代有了重大發展，并在中國革命實踐中顯示其真理性和強大生命力，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為主要標志，形成了科學體系。
黨內的教條主義者不承認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們貶之為“狹隘經驗論”。這種被貶為“狹隘經驗論”的理論卻得到全黨廣大黨員干部的擁護，靠的是它的真理性，靠的是這種理論在實踐中顯示出來的強大生命力。但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1935年的遵義會議， 認可了當時有決定性意義的毛澤東的戰略，這是全黨對毛澤東及其理論的第一次明確肯定。抗日戰爭開始后的幾年中，全黨對毛澤東的理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特別是經過40年代初開始的延安整風，全黨興起了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熱潮，使全黨(特別是領導層和理論工作者)對毛澤東的理論有了更明確更深刻的認識，概括地說，就是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要以毛澤東創立的理論和策略為指導，才能取得勝利。這是全黨的新的覺醒。那么，毛澤東創立的這種理論是什么樣的理論呢，應當怎樣稱呼這個理論呢?這就自然地提出了給這個理論命名的要求。
看來，當時黨內有不少同志不約而同地在思考這個問題，并各自作出了努力。
張如心第一個為毛澤東的理論命名。 一些領導同志也在論述毛澤東的理論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義的提法。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報》發表《紀念黨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使用了“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理論”的提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晉察冀邊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發表由主編鄧拓撰寫的社論，題目就是《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這篇社論不但給毛澤東的理論命名為“毛澤東主義”，而且對這個理論作了系統的論述。
1943年7月4日，劉少奇寫成《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于7月6日在《解放日報》發表。他在這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兩個提法，都帶有命名的意義。
以上一些同志以及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對毛澤東的理論的形成、主要內容、科學體系、歷史地位等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論述。
王稼祥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第一人。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寫成《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7月8日發表于《解放日報》。這篇文章創造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文章說：“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文章對此作了如下論述：“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是在與國外國內敵人的斗爭中，同時又與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斗爭中生長、發展與成熟起來的”。“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革命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的曲折斗爭而形成起來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以上這些深刻的論述，闡明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涵。這充分說明，王稼祥提出的“毛澤東思想”，已經構成了一個科學概念。 江蘇無錫市職工大學的教師陳文源(后為江南大學教授)，依據他多年的研究，針對《紅旗》的文章，寫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何時首次提出》一文。文章指出，《紅旗》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他列舉事實說明：“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在黨的‘七大’以前。在公開發表的論著中，第一個對毛澤東思想作出詳盡論述的，是王稼祥同志一九四三年七月的紀念文章，而不是劉少奇在‘七大’的報告。”陳文源的文章明確肯定，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是由王稼祥在1943年首次提出的。上海《解放日報》編的《新論(未定文稿)》第9期(1981年2月18日)作為“動態與資料”刊登了這篇文章。《解放日報》的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領導同志的注意，決定在供內部參考的《理論研究資料》上發表(此刊物由該室“研究組”編，筆者當時在“理論動態組”)。《理論研究資料》在1981年3月9日出刊的第47期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本期只刊這一篇文章)。
這期《理論研究資料》發出后，立即引起重視。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當時一位同志告訴我，陳云同志辦公室打電話來要這一期刊物。
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
毛澤東思想從被貶為“狹隘經驗論”到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這種真理性在實踐檢驗中一再得到證實。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從根本上說，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但是，黨內一些領袖人物和理論工作者的宣傳倡導，也起了重要作用。當然，所謂確立，還要有黨規黨法的保證，這就是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劉少奇是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的第一人。
劉少奇在七大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的第二部分(即“關于黨的指導思想問題”)全面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包括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歷史必然性和條件、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內涵、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等等。他明確指出：“黨章總綱上確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黨章的條文上又規定，努力地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這是我們這次修改的黨章一個最大的特點。”“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次被修改了的黨章及其總綱的基礎。”七大修改通過的黨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樣，黨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黨的建設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這就是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劉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闡明了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指導作用。關于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他著重指出了以下幾點：第一，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歷史必然性;第二，毛澤東思想的實踐基礎;第三，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是艱苦的理論創造;第四，毛澤東具有獨特的主觀條件。總的說，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的論述是符合唯物史觀的。但是，今天回顧總結七大以來半個多世紀闡述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經驗教訓，也感到，當年對毛澤東思想的論述，存在不足。一是對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客觀條件和歷史條件闡述不夠充分;二是沒有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強調了毛澤東的“天才創造”;三是沒有指出毛澤東思想要在今后的實踐中不斷經受檢驗。這些在當年難以感到的問題，對以后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七大黨章第一次有了指導思想的條文。 第一次理論飛躍的基本經驗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這個結合不是簡單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與中國實際相加，而是一個艱苦的理論創造過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論創造，而是理論的飛躍。
回顧中國革命的歷史可以看到，所謂理論飛躍，是對中國革命正反兩個方面豐富經驗的總結和升華。這種升華，不是解決了個別理論問題，而是正確回答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這種升華，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階段上的問題，而是回答了整個革命大階段上的問題。所謂理論飛躍，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是認識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
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可以大致分為新民主主義論和社會主義論兩大部分。我們所說的第一次理論飛躍，是指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論有若干重要內容，但沒有形成體系，應當歸之于第二次理論飛躍的范疇。
第一次理論飛躍本身留下了極為寶貴的經驗。最重要的，就是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原則”。“思想原則”是毛澤東在八大開幕詞中的提法，實際上是一個公式。毛澤東多次說過，在黨的幼年時期，全黨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很膚淺，對中國歷史、社會狀況和中國革命問題認識很不深，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沒有完整的、統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主要的傾向是簡單地照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某些詞句，而不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和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搞教條主義。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經驗、反對教條主義的基礎上，概括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產黨人〉發刊詞》第一次完整表述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以后，具體的表述有幾種，略有不同)，從而在根本上解決了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貢獻。現在，這個公式已為大家所熟知，但當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概括出來的，來之不易。
怎樣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呢?概括地說，就是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怎樣貫徹實事求是呢?毛澤東多次講過這方面的體會，主要是以下兩條，一是調查研究，二是在實踐中學習
論界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從來沒有中斷過，產生的理論成果也相當豐碩。但這兩年來，理論界又出現了一種貶低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奇談怪論。此類情況說明，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定位問題還沒有取得完全的共識，人們還沒有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對此，我認為還是有必要談談以下的話題。
一、如何評價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
正確評價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必須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依據。
1、擺正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位置，正確對待毛澤東晚年的錯誤 但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樣，也有缺點和錯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主要是發動了“_____”，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我們在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偉大功績時，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評他的錯誤，但必須要做到實事求是，要擺正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301～302頁。)，要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決不可等量齊觀，更不可本末倒置。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即使在“_____”中，他作為黨和國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過一些具體錯誤，提出過一些閃光的思想，如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等，維護著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維護著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我們不能因為否定“_____”而否定毛澤東在“_____”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錯誤責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_____”結束后，及時有效地進行了各條戰線上的撥亂反正工作，恢復了毛澤東正確的政策，糾正了他的錯誤的理論，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黨的事業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2、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涵義，正確處理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的關系
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緊密連接在一起的，承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堅持毛澤東思想并不矛盾。這里有一個如何理解毛澤東思想科學涵義的問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毛澤東思想的內涵作了明確的規定：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準確理解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涵義，就知道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前者是指科學的理論體系，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后者是指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既然是個人的思想，就會有正確的、錯誤的、科學的、不科學的。盡管毛澤東在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說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個人全部結論和個人觀點的總和。只有那些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理論才屬于毛澤東思想的范疇，而那些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毛澤東的言論和觀點則不屬于此列。區分了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就會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區分開來，就不會因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而貶低、否定毛澤東思想。
3、完整把握毛澤東思想科學理論體系，避免割裂、簡化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嚴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學理論體系，它貫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三個時期，它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等實踐領域，它不是在個別方面，而是在許多方面發展了馬列主義。其中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理論也相當豐富，如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理論、執政黨建設的理論等等。這些理論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因此，把毛澤東思想僅僅理解為階級斗爭的理論，只適合戰爭和革命年代而不適合和平與發展時期，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是錯誤的。
當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絕對性和相對性。毛澤東思想畢竟是一定歷史時期的思想成果，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在實踐中不斷地發展毛澤東思想，才能更好地堅持毛澤東思想。
二、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
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確立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的歷史課題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提出了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十大關系，論證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開創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認同接受毛澤東關于政治、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論，對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卻頗有微詞，或認為毛澤東不注重生產力的發展，或認為毛澤東經濟建設的理論未能變為現實而無指導價值。對此，我認為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
1、關于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 2、關于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
毛澤東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雖然已經建立，但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生產力不發達，社會主義的實現不是一次性的行動，不是幾次“躍進”就能解決的，而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他根據生產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來研究建成社會主義的階段特征問題，把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后一個階段可能比前一個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他說，“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827頁。)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會議在制定國民經濟長遠規劃時提出了“兩步走”設想：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使我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
3、關于中國的工業化道路
毛澤東以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道路的經驗教訓為借鑒，提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毛澤東指出：中國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400頁。)。毛澤東探索出的這條工農業同時并舉的工業化道路既不是通過“羊吃人”的方式把農民逼為雇傭勞動者來發展工業化的西歐式工業化道路，也不是通過損害農業和農民利益來實現工業化的蘇聯、東歐式工業化道路，而是一條既能實現工業化，又能發展農業的新型的工業化道路。這條道路不僅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還開創了世界上第三條工業化道路。
4、關于經濟體制的改革
毛澤東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先驅，他針對蘇聯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經濟體制改革的新構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發展一些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毛澤東知道上海、天津出現一些“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后明確指出：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設私營工廠，華僑投資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把他的這個設想稱為“新經濟政策”。
②沖破蘇聯高度集中統一的經濟管理模式，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允許地方和企業搞一些“獨立王國”，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會主義中國需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商品生產的歷史發展階段。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相聯系，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不會導致資本主義。
④創造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管理制度，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在技術改革中實行三結合。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的理論，由于各種錯綜復雜的原因，沒有能在毛澤東時代開花結果。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用最濃的筆墨記載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的艱辛探索。因為他們的探索不僅使中國擺脫了蘇聯模式的影響，避免了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帶來的沖擊，而且與鄧小平理論的形成有著直接的關系。在分別以鄧小平、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我們黨糾正了毛澤東那些不切實際或錯誤的理論，繼承了毛澤東正確的思想，把毛澤東當年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所抱的愿望逐步變成了現實。
三、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鄧小平理論的關系
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有著必然的聯系，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列主義是主干，我們是枝葉。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列主義，他是以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作為自己思想體系的核心的。它們在觀察問題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上，在關于世界發展的普遍規律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上，在關于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和實現使命的基本原則問題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毛澤東思想決不是獨立于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外的思想體系，而是歸屬于馬克思主義的范疇。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馬克思主義為人類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但沒有提供解決各種實際問題的現成答案。因此，馬克思主義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它是發展的科學。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深刻內涵之一就在于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時代變化的新特征相結合，與各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堅持、繼承馬列主義，不是固守馬列主義的個別結論，而是將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具體實踐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以高度求實的態度來對待馬列主義，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使馬列主義中國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和原則，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
【內容提要】創新是毛澤東構建其思想理論的重要手段。毛澤東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所以能不斷創新，與其思維方式有密切關系。毛澤東創新思維具有鮮明特征，主要表現為：以實事求是為出發點，以獨立思考和辯證思維為基本方式，以調查研究為實踐基礎。
【 正 文 】
創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礎上的一種拓展性與創造性活動。這一活動，既與已有事物有一定聯系，又是對已有事物的發展與重構。毛澤東作為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產生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在其數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開辟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有獨創性的思想理論，這既來源于他不竭的創新動力，又與他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關。透過毛澤東的創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鮮明的思維特征。
一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出發點
創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觀活動。因此，以實事求是為出發點，是創新的必然要求。縱觀毛澤東的創新思維，其出發點基本上都是緊緊圍繞中國實際，并由此延伸、展開的。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澤東做任何事情的出發點。所謂“實事求是”，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作了解釋。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1]通俗地講，實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從實際發生的事情中去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毛澤東所以能不斷創新，同他一貫提倡實事求是的作風密切相關。
毛澤東無論做事還是思考問題，最大的特點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譬如，同樣對中國民主革命應該走什么道路問題的思考，早期中國共產黨內的教條主義者，就只知道圍繞馬克思主義書本找答案。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神圣化，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當“萬寶全書”。總以為經典作家的書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慮中國的實際。結果找來找去還是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對此，毛澤東曾指出：“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許多人凡事引經據典，“言必稱希臘”，“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2]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是神。馬克思、列寧既不可能對他們在世的時候，世界上發生的所有問題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對他們去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現的問題給出答案。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科學理論，只是為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提供一種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指導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藥”。有些問題，各個國家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去解決。
比之教條主義者，毛澤東在這方面做得相當出色。他的高明之處就在于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兩個方面結合起來。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堅持從實際出發，尤其從中國實際出發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結果成功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許多方面，都是如此。如關于統一戰線問題，馬列主義都提到過“一個聯盟”，既工農聯盟的思想。毛澤東根據中國實際，根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特點，創造性提出“兩個聯盟”的思想。由此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統一戰線理論。
其實，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所以十分強調凡事要實事求是，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個性兩個方面。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從本質上講雖是相同的，但實際上，由于各國的國情不一致，具體情況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須從實際出發。毛澤東所以能不斷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關鍵就在于他能夠正確理解與領悟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懂得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道理，明白理論指導必須要以實際為出發點，從而把問題的思考建立在實際上，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有效結合起來。正因為毛澤東踏在了中國社會實際之上說話辦事，所以才會創造出那些帶有“中國氣派”的新事物。如同鄧小平所說：“列寧之所以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在于他不是從書本里，而是從實際、邏輯、哲學思想、共產主義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個落后的國家干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并不是在馬克思、列寧的書本里尋求在落后的中國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途徑。馬克思能預料到落后的俄國會實現十月革命嗎?列寧能預料到中國會用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勝利嗎?”[3]由此可見，專從書本里討生活的人，是創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澤東說的：“馬克思主義‘本本’是要學的，但必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4]這樣，才會有所創新。毛澤東與他同時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創造力，即在于此。不難想象，如果毛澤東也類同于教條主義者，只會抱著書本，背誦書本，從書本里討生活，那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將與他無緣。所以說，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毛澤東創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澤東創新思維方式的一個重要特點。
二 獨立思考和辯證思維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基本方法
從客觀上講，創新有一困難，就是已有事物的權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擾和束縛，而不敢去創新。尤其是面對偉人的思想，索性關閉自己的思考機器，更不用說去創新，結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趨地跟著別人走。其實，這些人沒有真正領悟偉人思想的真諦。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自己說過，他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可是，我們有些人，偏偏不相信這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說的，以形而上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硬是把馬克思主義神化和教條化，人為地板結與僵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對此則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經說過，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于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過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5]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真諦的深刻領悟。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在于發展。毫無疑問，超過馬克思，發展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創新。
毛澤東在創新過程中，同樣遇到偉大思想和權威模式的影響。但他的方法是，憑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對權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棄之，而堅持獨立思考和辯證思維。再拿民主革命道路為例來講，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實踐證明了的正確模式。然而，它在中國卻遇到了挫折。面對這樣一個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權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堅持認為它是中國革命唯一道路的情況下，怎么辦?是繼續按原路走下去，還是另辟蹊徑。走下去，無疑仍將面臨失敗。另辟蹊徑，就要面對創新風險。然而，毛澤東以他的膽略與睿智，選擇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腦，面對中國土地，進行獨立思考和辯證思維。既不簡單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實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懷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從兩者比較與結合中，意識到特殊國情需要特殊道路，從而為中國革命開辟出一條符合中國特點的新道路，正因為毛澤東有這么一種既堅持獨立思考，又善于辯證思維;既尊重別人的經驗，又不盲從的思維方式，所以他能夠講出“我們固然應該特別尊重蘇聯的戰爭經驗”，“但是我們還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6]這樣一種充滿辯證思維、讓人耳目一新的話，能夠不斷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
其實，創新的最大困難，并不在于已有理論的權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依據客觀事實進行獨立思考與辯證思維。做不到這一點，即使不是權威理論，也不會有創新之舉。毛澤東的這一創新思維特征，正從這方面為我們做了實證與演繹。事實上，毛澤東亦非天生具有獨立思考和辯證思維的能力。他也有過與他人相似的、簡單地把領袖的話當真理的經歷。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的發言中，曾講起黨對農村問題、主要是對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長沙時，無由反對。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報告。然而，最終還是因為自己“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7]后來的事實表明，“領袖同志”的話未必句句正確。當然，這不是說，“領袖同志”的話都不必去相信。而關鍵是對“領袖同志”的話，也必須以客觀事實為準繩。無端懷疑與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創新。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既能正視錯誤，又能改正錯誤。正如他自己說的，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的聰明起來。正因為，毛澤東善于總結經驗，能夠正確認識事物發展的辯證關系，才使他及時走出“唯書、唯上”的思維定勢，在實踐中打造成善于獨立思考和辯證思維的方式，為創新鋪下基石。
以上可見，善于獨立思考，堅持辯證思維，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會有思想，善于思考，才會出新思想。毛澤東正是在對待任何問題上，既不為某種思維定勢或他人思想所束縛，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論和模式，堅持用自己的頭腦思想，才有所創新。
三 調查研究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實踐基礎
毛澤東創新精神的思維方式，不僅強調從實際出發，而且十分重視對問題的思考與下結論必須建立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把調查研究看作是認識事物、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做好工作的前提與基礎。他說：“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象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8]以調查研究作為認識事物、解決問題的實踐基礎，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重要特征。他的許多創新思想均源于此。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澤東調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時候。當時黨內在解決問題的思維方法上存在兩種不同思路，一種只是唯上唯書，一種提倡唯實。毛澤東堅持唯實思路，一切從實際出發，先后在閩贛兩省做了十多次實地考察。如江西的尋烏、東塘等處調查，福建的才溪鄉調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對當時農村從群眾生活、政治組織、地方部隊、土地狀況到農村各階級的面貌，作了詳盡介紹。正是以這些實地調查為現實基礎，我們黨才正確制定了土地革命時期土地革命路線，并獨創性提出了農民問題與中國革命關系的一系列思想。 調查研究為毛澤東的創新思維鋪實了基礎，也避免了認識上的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正因為有了建立在客觀實際基礎上的認識，所以毛澤東能夠精辟地提出許多獨創性的思想理論。可以這么說，離開調查研究，毛澤東對有些問題的認識，也未必會有創造性見解。30年代給中國革命造成極大危害的教條主義，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不做調查研究，就很難說真正了解客觀實際，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就只能“唯書，唯上”，跟著別人亦步亦趨。當然就不會有高人一籌的獨到見解。調查研究是毛澤東創新思維的實踐基礎，也是他作為一個腳踏實地的革命領導者的工作風范。